1、期待产业政策成熟  

　　就中国的产业政策研究而言，我们面临的第一个挑战就是始终没有一个成熟的产业政策。  

　　就目前而言，产业结构不合理，医疗卫生体制不顺以及缺乏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龙头企业是最根本的问题。第二是新药创新体系的健全、自主创新能力不够。我们发现中国药企和产品面对的最大挑战是仿制药水平不高，外资企业认为其原研药经常在价格上受压抑，而我们却觉得这是超国民待遇，因为中国存在两种价格体系，但想深一点会发现，我们自身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只仿了标准，而没有完全做到仿到产品。当然，中国有一批龙头企业、有相当一批产品已经完全达到国际标准，成为很多企业的原料供应商，但平均水平将制约产业发展。  

　　那么，可以对中国的产业政策做些什么建议呢？第一，建立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和完善的医疗保障体系是最重要的、有利的产业政策。第二，强化监管，重视仿制药研发。特别重视仿制药与被仿药品的生物等效性，提高仿制门槛。比较印度和美国的药品研发经验，如果没有很高的仿制药水平，创新药物无从谈起。第三，切实注重新药研发。我们不反对新药研发以企业为主体，但反对将所有的新药基础放到企业，因为就国际看，新药的基础性研究风险非常高。  

　　现在相当多的外企将研发中心和CRO放到中国但就像最近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克里德曼教授所做的研究一样，所有的市场都可以是互补的，中国有非常好的临床基地，有便宜的人力资源，但中国需要什么？需要的是国外高新的设计和思维，所以我们主张中国企业走出去，当我们到海外建立研发中心，可在第一时间接纳最新技术和思维。当然，我们不可能在美国做临床，可以再拿到中国深加工，享受国际高新知识和信息，同时也享受中国的低成本，这对于中国制药产业和国际化有非常积极的意义。  

　　第四，推动新药研发市场建立。在经济发达地区率先建立基金、建立平台去试验新的新药创新机制。当然，现在所有在中国的企业都面临药价压力，其实没有一个国家的政府每当受到医疗费用上涨压力时，不首先考虑压低药价。这是成本最低的工作，但后果复杂。而对于政府已明确定价的产品，我们在研究药品基本价格时提出“应当同等价格的质量”；对于政府指导价格产品或是市场调节价格产品，应通过购买者购买的招标方式而非第三方或第四方招标的方式谈判确定价格，当然，谈判双方的博弈一定是在合理情况下的最优价格。  

　　我曾经问自己，美国人怎么能容忍人均卫生费用有3000～5000美元这么大的数目？我找到一个答案，因为美国控制着全球一半以上的药品专利，它仍是最大的医药市场。而这里面有容忍度的问题：如果我们不能容忍我们的药厂有合理的利润，那么中国的新药研发就无从谈起，所以当我们制定价格时不是单纯靠成本价格，更要关注的是产品的价值，价格应当是价值的体现，而不仅仅是市场需求的体现。当我们忽略价值时，会发现所有的价格制定各方永远不会买，就像全球没有一个国家的公民会夸奖政府有非常好的公费医疗制度一样，因为这是一项无人喝彩的事业，但又是不可离开的产业，因此我们需要全社会多一些包容。  

　　——中国药学会医药政策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宋瑞霖  

　　2、做医药产业大国不是梦  

　　我想利用这个高峰论坛讲四点：一是我国新药的研发正进入新的阶段；二是我们的研发能力和国外还有相当大的差距；三是中国有可能成为医药科技研发的强国和产业大国；四是如果我们想成为科技强国和产业大国，我们应该怎么做。

　　中国药物研发进入新阶段，大致有几个重要标志：第一，国家更加重视药物研发，特别是国家创制药物专项的启动，它的研发投入经费将超过过去半个世纪的总和，将大大推动医药研发能力的提升。  

　　二是研发投入加大。我们看到许多企业已经有了研发投入，但差距很大，却也有潜力，在中国进行药物研发的成本非常低，这是一个很好的机遇。中国有大量非常敬业、吃苦耐劳的科学家，能够帮助企业做好研究，我想这是为什么将来还会有大量研发机构设在中国的原因。  

　　第三，我认为中国成为医药科技强国和产业大国的潜力非常大。如果医疗费用的支出到2020年占GDP的10%，那将会是4万多个亿，是名副其实的重点领域。健康产业会成为网络之后的下一个经济增长点，会成为中国制造业在为世界作贡献之后的下一个对世界的贡献。医改方案正在变，研发的体制也会变，还有风险投资等已向医药领域倾斜，这预示着中国将可能成为医药产业的大国。

　　而关于如何促进药物的发展，我觉得有几个阶段须不断推进。一是转型阶段，即要基本形成完善的国家药物创新体系，平台一流，关键技术有更大突破，有较完善的研发队伍。二是快速增长时期，通过大范围的专项的推动，使研发快速增长，到2020年力争实现跨越发展。三是达到这一发展目标的策略和措施。切实实施国家重大专项，建立完善的创新体系；加速药物创新体制的转变，建立与国际相接轨的优秀体制和运行机制，加速药企成为药物创新和制造的中心；打造一批国际互认的药物研发平台，把国际药物后期研发吸引到中国。

　　——国家科技部中国生物技术发展中心主任王宏广  

　　3、个性化医药离我们既远又近  

　　我介绍的是一些个性化医药在全球的发展以及生物标记个性化药品开发过程中的作用。我想这也适合全球发展的趋势，特别是一些药物可能不完全适用于大部分人群，但可能会对特定人群有非常有效的作用。

　　生物标记是一个很新的事物。个性化药品则是针对生物标记靶向的技术，目前针对疾病的主要针对症状，但这种新的技术使我们有更多的机会采取与现在不同的做法开发新药。如果有一个病人需要抗血压或抗胆固醇药物，我们就先从药品A说起，然后看它会不会有效，再看药品B，按照这个链条来开发新药，此时面临的成本就是时间、钱以及病人福利的缺失，将来我们会采取更个性化的做法。我们采取诊断的方式，然后使用无论是生物的标记还是基因的标记，结合诊断的情况确定治疗疾病的最佳药物，这是个性化药品基本的原理。

　　此外，关于生物标记的一些法规和指南是非常重要的，特别对于个性化药物的开发而言，我们需要了解监管部门希望生物制药界提交哪些有效的数据。特别是对于从Ⅱ期到Ⅲ期转换的时候，要考虑哪些有效的数据可促进这一快速转换、哪些标准应该达到，使得生物标记用于它的用途等，并且经过验证，对于一些药物和诊断共同开发还需要哪些东西。对于一些前瞻性的或是增加了诊断功能的、能改变现有治疗决策的药物，我们需要有什么共同开发的要求，还要关注这些标准能够在不同区域中如何更好地协调统一。  

　　美国FDA第一个涉及基因标签的规则，是在2005年出台的，它告诉你怎么把基因的数据报告上来，还涉及产品标签，这里说到什么叫自愿申报，也就是说有关的数据尽管交上来，虽然这些数据还很原始，但不会影响审批决议。如果能够协调好生物标签的认证的标准，会给个性化的医药发展创造很大机遇。  

　　最后可以得出结论，说明到底个性化的医药离我们很遥远还是离很近？美FDA临床药理办公室主任的回答是：个性化医药离我们既远又近。

　　——诺华制药副总裁MathiasHukkelhoven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