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ADC市场格局初显，千亿元市场还能分羹几杯

 ADC的战火越烧越旺。不难猜测，未来ADC领域将上演一场残酷的淘汰赛。

面对激烈的竞争，不少海外药企选择“剑走偏锋”。比如，研发DAR（药物抗体比）等于60的超级导弹，或是将ADC的毒素进行脑洞大开的替换。

在这些黑科技背后，也反映出了ADC研发中的多元化可能性。也正因此，在不断升级技术中，海外药企试图寻找到一种脱颖而出的最优解。

在ADC的竞赛中，国内企业也是重要参战方。那么，同时期的国内药企在做什么？

不可否认，国内ADC技术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今年重磅频出的license out是直接证明。

但也需要承认的一点是，当下大部分国内药企，都还在跟随着传统第二代、第三代ADC的技术路线照猫画虎。我们所能看到ADC领域的创新，绝大部分都来源于海外药企。

在ADC的新技术上的布局，国内玩家的步履仍然略显迟缓。眼下，ADC竞争逐渐升级，大部分国内药企也该跳出舒适圈，带来一些真正的创新了。

对于国内药企来说，自我进化不一定能赢，但至少能让自己“不害怕”。

ADC市场格局初显

抗体药物偶联物（ADC）与传统的肿瘤治疗相比，具有特异性强、治疗窗口及疗效增强、耐药性降低、协同效应增强、 大量潜在患者群等优点，近几年国内市场逐渐出现 ADC 研发热潮。

首款国产 ADC药物 RC48 维迪西妥单抗，于 2021 年 6 月批准上市，用于治疗胃癌、尿路上皮癌以及胃食管交界处癌患者，并被纳入医保。

部分ADC药物阶段国内 ADC 市场格局已初显，在研管线布局集中。国内共开发了 60+ ADC 药物；其中 4 个已在中国上市，2 个处于 NDA 阶段，目前在研管线处于 II/III 期阶段的将有可能进一步扩充国内 ADC 产品市场。

国内 ADC 研发管线中新兴 Biotech 公司占比大，绝大多数原研团队无法同时兼具生物制剂、小分子、偶联技术的开发生产能力。研发、生产技术的高壁垒促使大多数药企寻找合同研发生产组织（CDMO）机构赋能创新。

国内ADC 药物覆盖 20+ 靶点，靶点选择仍然较为单一、扎堆，研发同质性较高。研发热度最高的是肿瘤且已有上市产品的成熟靶点，例如 HER2、TROP2、Nectin4、EGFR、CD22、CD20等。

最近几年随着全球 ADC 药物进入爆发期，ADC 的药物靶点布局逐步扩大，不断突破新的治疗领域。处于临床 III/II 期的适应症多为实体瘤如肺癌、膀胱癌、胃癌等。

赛道内卷HER2靶向ADC占半壁江山

HER2是研究较为成熟的ADC药物靶点。根据安信证券研报，目前被FDA批准上市的11款ADC药物中有2款属于HER2靶向药，分别是罗氏的Kadcyla和第一三共/Seattle的Enhertu。在国内市场中，由于早期ADC新药研发多以HER2作为靶点，参与ADC药物竞争的32家企业中就有18家布局该靶点，目前国内进入临床试验阶段的HER2靶向ADC共有17个，几乎占据半壁江山。

HER2靶向ADC缘何如此受宠？

据荣昌生物招股书，HER2是癌症治疗的有效靶标。HER2过表达已经被证明在恶性肿瘤(特别是乳腺癌)的进展方面发挥重要作用，而且与多种其他类型的癌症(如胃癌、尿路上皮癌)相关。目前，维迪西妥单抗治疗多种类型实体瘤正在中国和美国进行多个后期临床试验研究，包括HER2表达胃癌、HER2表达尿路上皮癌、HER2表达乳腺癌等。

据了解，无论是发病率排名世界第二的乳腺癌，还是发病率和死亡率均较高的胃癌，近年来其病例都呈增长态势。

乳腺腺癌是发病率排名世界第二的癌症，也是严重威胁全球女性健康的第一大恶性肿瘤。根据弗若斯特沙利文报告，从2016年到2020年，全球新确诊乳腺癌病例由200.20万例增加至226.14万例，预计到2025年将达到246.72万例，2030年将达到266.64万例。

胃癌具有较高的发病率及死亡率。在我国，胃癌发病率仅次于肺癌居第二位，死亡率排第三位。在全球，2016年至2020年，癌病例从98.0万例增至108.9万例(中国约47.0万例)。预计到2025年，全球新胃癌患者发病总数将达到125.6万(中国约54.6万例)，到2030年将达到143.5万(中国约62.2万例)。

尿路上皮癌是常见且高发于老龄人群的癌症，近年在中国的发病率也在增加。全球新增尿路上皮癌病例由2016年的约46.8万例增至2020年的约51.6万例，预计于2025年将达到约58.6万例(中国约9.1万例)；于2030年将达到约66.2万例(中国约10.6万例)。

癌症人群愈发增加，最具临床价值的好药需求亟待满足。或许，这正是西雅图基因所言的ADC差异化潜力。

万物皆可偶联

为了在ADC赛道中走出一条差异化竞争之路，还有一些药企选择在ADC的偶联物上下功夫。

比如，Avidity Biosciences另辟蹊径，选择与siRNA技术结合。

我们知道，siRNA技术虽然大有可为，但是限制其发展的因素在于siRNA极为不稳定，很容易发生快速降解，缺乏有效的药物递送方法。

在ADC概念的启发下，AOC应运而生。具体来说，AOC是将ADC的毒素，替换为治疗性寡核苷酸（siRNA），从而将siRNA递送至特定细胞或组织，以克服目前siRNA递送的障碍。

Avidity Biosciences研发的AOC 1001，首次实现了将RNA递送到肌肉组织。

在1/2期临床试验中，AOC1001也初步展现出了治疗1型强直性肌营养不良（DM1）的积极结果，所有的患者DMPK都有所下降。

这种通过一个抗体，结合不同的siRNA以治疗不同的肌肉及其它罕见病的组合式创新，在未来很可能帮助药企走出一条差异化之路。

除了AOC之外，还有多种抗体偶联药物也发展的如火如荼，比如说DAC。

DAC是将ADC中的毒素，替换成为蛋白降解靶向嵌合体（PROTAC）。

PROTAC作为一种新兴治疗方法，在对抗肿瘤、病毒、免疫类等多种疾病领域都颇具潜力。然而，PROTAC的药物代谢动力学特性较差，限制了其临床应用范围。

而通过抗体偶联PROTAC，可以使得PROTAC分子靶向特定的肿瘤或组织，并且可以使得一些药物代谢动力学（DMPK）较差的降解剂也可以通过这种方式被递送。

此外，通过对ADC中的毒素进行更换，可以研发出多肽偶联药物（PDC）、抗体片段偶联药物（FDC）、抗体细胞偶联药物（ACC）、病毒样药物偶联物（VDC）、抗体寡核苷酸偶联物（AOC）等多种偶联物。

这些经过改造的偶联物，有潜力出现1+1大于2的疗效。万物皆可偶联，也是值得研发ADC的药企去探索的方向。

需要广度和深度

在填平洼地的同时，建造山峰及壁垒同样重要。

在ADC药物的研发上，国内药企目前只做到了第一步，填平与全球研发之间的低洼地带。眼下，国内的大部分药企还在围绕着第二代、第三代ADC进行跟随策略。

国内药企们所围绕的研发靶点，基本上都是HER2、Claudin18.2、TROP-2这些热门靶点。

再具体到连接子、偶联方式、毒素的选择上，国内药企所做的也基本上与海外ADC的先驱们，有着相似的图纸。

同时期的海外Biotech们，已开始针对ADC研发一些可能改变未来的黑科技。

这也就意味着，如果国内大部分ADC玩家，继续沉迷在舒适圈中，只能与海外玩家的距离越来越远，陷入低质量的内卷中。

无论是对于药企自身的发展，还是对于整个中国创新药的发展而言，这种低质量的内卷都不是一种好的竞争模式。

对于他们来说，或许到了跳出舒适圈，从内卷走向外卷的时候了。

不管是通过改造DAR、连接子还是偶联物，都有可能为ADC的研发打开一扇新的大门，这也是ADC的魅力所在。

虽然打破内卷很难，在拓展新技术路上必定会充满荆棘、困难重重，但价值的多少和挑战大小，成正比。